界面新闻记者 | 张倩楠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巨星陨落。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当地时间2024年8月4日在旧金山逝世，享年98岁。

生于战乱，求知若渴

1926年11月24日，李政道出生于上海。由于战乱，他一直在辗转求学。16岁时通过自学，他考上了当时在贵州办学的浙江大学，物理学家束星北是他的启蒙之光。当时，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办公室和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的双修寺。李政道便常去双修寺，聆听教授们的谈话与科研讨论，点燃了对物理学科的兴趣。

日军侵入贵州后，学校不得已暂停办学，老师们有感于他艰苦求学和才学兼优，遂建议他试着转学到西南联大。

193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迁往昆明，临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中国物理学界富有名望的吴大猷教授也到此执教。

1944年的一个清晨，李政道敲响吴大猷的家门，递上介绍信。他敲开的门后，通向了数十载的学术之路。“是吴大猷先生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没有这样的机会，我是不会有今天的。” 198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庆祝李政道六十寿辰宴会上，李政道说道。

按照入学规则，李政道未经考试而中途申请加入，是没有先例的。吴大猷为他进入联大积极奔走。几经辗转，李政道于1945年作为北京大学学生注册，正式转学至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在吴大猷的印象中，李政道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胖胖的孩子”，然而“他思维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乎常人”。1946年秋，吴大猷推荐还是二年级学生的李政道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进入芝加哥大学，李政道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物理学大师费米（E. Fermi）。

“与费米讨论物理，就如同与网球冠军打网球，让你打出平时打不出的好球。” 李政道在回忆录中说，他一有问题要解决，即去与导师商量；自己所攻的学术问题，是自己选定，不是导师指定。“他经常让我就某个课题考虑一下，并查阅一下有关文献，过一个星期给他一个‘演讲’。”

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芝大天文系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流体力学的湍流、统计物理的相变以及凝聚态物理的极化子的研究。此后，李政道又先后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科研工作。

1956年，李政道晋升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时年仅30岁，创下该校自1754年创建200余年来最年轻教授的纪录。

李政道为学术投入一生，在86岁高龄时还在发表研究论文。他的研究领域涉猎广泛，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方面多有建树，而在车载斗量的学术成果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宇称不守恒定律。

与杨振宁共摘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于1946年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二人在在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求学期间虽有短暂交集，但当时并不认识，再次相逢，成为好友。两人一度亲密无间，合作研究成果辉煌。

科学界在1956年前一直认为宇称守恒，也就是说一个粒子的镜像与其本身性质完全相同。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破坏宇称对称性的可能性，并在随后的实验中证实了这一理论。

对称性反映不同物质形态在运动中的共性，而对称性的破坏才使得它们显示出各自的特性，这种破坏产生可新的可能，推动发展进化。这一发现斩获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发现不仅对粒子物理学和宇宙学有重要影响，也开辟了对称性破缺和基本粒子物理学等领域的新研究方向。

虽然两人已终止合作，1963年，李政道仍然高度看待杨振宁的“能力和经验”，并坦率承认杨振宁在他的所有合作者中，无人可出其右。

心系祖国，桃李天下

李政道说：“我深感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项目）有意义、有价值，从某些方面讲，它比我做宇称不守恒还有意义。”

1972年，李政道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他时，希望他能帮助解决中国人才断层的问题。1974年，李政道在接受毛主席接见时，提交了一份培养人才的建议书，建议选拔优秀青少年进行系统的科学训练，这正是“少年班”的雏形。1978年3月，中国科技大学创建了少年班。

不过，李政道说：“我建议的实际目的，其实并不是搞什么少年班，而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以及其他各类人才的状况，使全国各类人才的培养步入正轨。”

1979年，李政道先生应邀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系统讲课，看着这些求知似渴的年轻人，他想像自己的恩师一样，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为了让中国的人才也走上“快车道”，他提出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项目”（CUSPEA）。

李政道先生一一与美国各高校物理系联系，从零开始制定CUSPEA的制度程序。在国内，由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沈克琦教授和时任北大物理系主任的赵凯华教授带领组织物理科目阅卷工作。在美国，仅有李政道一人运作。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当时，所有的申请书都由李政道先生亲笔写成、寄送，每年CUSPEA考试后都要写几百封。

李政道回忆，“发信之多曾紧紧塞满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内及附近的几个邮筒，邮局向我抗议，因为阻碍了其他邮件的正常收发，因此我和夫人秦惠䇹、助理艾琳·特拉姆女士不得不推着小车送至附近及较远的邮局去发。在CUSPEA实施的十年中，粗略估计每年都用去了我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

CUSPEA选拔推荐915人赴美深造，造就了一批领军学者和社会栋梁，创设了我国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新范式。1999年，李政道建议CUSPEA学者汤超加入北大，在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创办理论生物物理研究室。

此外，1985年，李政道倡导建立博士后制度并成立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持续打造中国科技创新生力军数十万人。1998年，发起设立秦惠䇹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到2018年，该基金培养了学者4070人，其中女性学者2228人，占比55%。

迈入21世纪，李政道继续投身中国物理学发展事业。2001年9月，支持成立北京大学理论生物学中心；2006年11月25日，推动成立北京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他以八十高龄亲自挂帅；2016年11月，由他提议的李政道研究所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旨在建设成为世界顶级科学研究机构。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李政道不在意学术竞争的名利，作为导师，纵使学生论文的思想源于自己，甚至到具体演算、实验操作都直接得益于自己的指导和帮助，他都坚决不署名。作为诺奖得主，他认为，不能因为诺奖才刻苦研究物理，而应保有对自然的探索和追求，勇攀科学高峰。

“平生最大的心愿和安慰就是能够为祖国做点有益的事情。” 李政道曾经对老朋友朱光亚如此倾诉。